发布时间：2017-04-29
2017年4月27日下午，学院邀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宁教授，在教学10号楼D区一楼模拟法庭作了题为《本土主义、世界主义与流动社会的消费：一个默顿的分析框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学院副院长李怀教授主持，我院部分教师、全体研究生和部分本科生百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首先，王宁教授从美国著名社会学默顿抽出的“本土人”和“普世者”概念出发，从空间取向的视角区分了“本土人”与“普世者”的不同。划分“本土人”影响者与“普世者”影响者的标准，在于空间取向( orientation) 。本土人往往出生在Ｒovere 或附近的地方，并在此居住了很长时间，他对Ｒovere 有很深的依恋情感，不愿意从镇里搬出去。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本地社区，他的世界就是Ｒovere。他很少腾出精力去想更大的社会的事务，他只关注本地问题，而不关心国家或国际的形势。相反，普世者除了对Ｒovere 有兴趣，也关注Ｒovere 以外的世界，并把自己看作是更大世界的内在组成成员。
其次，王宁教授指出，墨顿的“本土人与普世者”分析性概念在古尔德勒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后者是从个人与公司的关系来讨论本土人与普世者的区分，没有涉及消费问题。汉勒兹在讨论普世者的时候，进一步指出，普世者与本土人的区分，不但在于空间取向，而且在于能力差异。要对文化差异和他者持开放态度，取决于自身是否有能力来接触、欣赏和采纳异文化。他进一步分析了普世者与本土人和流动的关系。普世者乐于在世界各国流动，因为这为他们接触、欣赏和采纳异文化元素提供了机会。但是，尽管普世者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但流动者未必是普世者汉勒兹提出“流动的本土人”。
再次，王宁教授借鉴了社会学家墨顿所提出的“本土人”与“普世者”两个分析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费本土性”与“消费普世性”两个新分析性概念。以此来分析了劳动力流动问题。随着来自“边缘”的劳动力人口向“中心”目的地迁移，他们的“消费本土性”也跟随他们一起迁移。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不但是人口的流动，而且同时也是消费本土性的流动。这种本土性文化( 包括饮食文化) 伴随劳动力的迁移而迁移的现象，就是文化迁移。劳动者不但是经济人，而且是社会人和文化人，因此，在向异文化圈的目的地的迁移过程中，他们不但会携带他们的亲属关系网，而且也会携带他们的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之所以要携带饮食文化，这不但是因为饮食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志，而且是因为饮食偏好是一种本土化和身体化习惯。因此，劳动者来到异文化圈目的地，常常面临消费场域与消费惯习的脱节问题。文化随迁就是克服这个脱节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不适的手段。很显然，与文化同质化命题不同，文化随迁命题强调的是文化本土性的流动。文化本土性的流动不是文化同质化过程，而是文化多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借助“文化随迁”的机制，来自“边缘”的劳动力在向“中心”迁移的过程中，来自“边缘”的文化也渗透到“中心”的一些城市，并促成这些迁移目的地社会的文化多元化的格局的形成。
最后，王宁教授讲到，文化随迁经历了从个体化到市场化的转变。由于文化随迁有成本，文化随迁的个体化方式往往难于持续。于是，文化随迁越来越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实现。随着族群人口从“边缘”迁移到异文化的“中心”，他们的本土化的文化需求，尤其是本土化的饮食消费需求，无法在迁移目的地的主流消费市场中得到满足，于是，内部消费市场应运而生。一方面，由于一定数量的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人口的存在，提供了可盈利的内部消费需求市场，从而促成内部消费供给市场的产生; 另一方面，族群化的内部消费市场的存在，为吸引更多的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劳动力提供了文化和社会支持，从而导致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劳动力进一步增多，后者则进一步扩大了内部消费市场。内部消费市场从市场制度层面解决了文化随迁的效率问题。而内部消费市场的产生和运作均是嵌入在族群社区和族群文化的背景中的。
王宁教授指出，文化随迁理论不但适于解释双向的文化全球化问题，而且适于解释在一个国家内部文化的双向流动问题。以中国为例，东南沿海地区可以看作是“中心”，而西部和内地地区则可以看作是“边缘”，因此，在中国内部，也存在一个地方亚文化的不对称流动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中心”的文化向“边缘”蔓延的同时，处于“边缘”的地方亚文化也在向“中心”流动。后者可以用文化随迁的理论视角来得到解释。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对广大师生开阔研究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有明显帮助。随后，王教授与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并针对听讲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撰稿：谢亚兰 审核：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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